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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道斯人已远去 举头如见音容在——追忆田景福

来源: 寻药客 | 2019-05-01 23:23:52 | 浏览78
中国中医药报

□ 诸国本

一部当代中医史,田景福是难得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。1954年初,他从东北调到中央卫生部人事司工作,正值卫生部个别领导在中医工作上犯了方针性错误,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和处分。田景福身临其境,感受极深。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西医。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,下放青海,自学中医,善用中西两法治病,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,也尝到了中医工作的甘苦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他回到卫生部工作,不久任命为中医司司长,为中医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尽心竭力。他深谋远虑,迎难而上,在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和胡熙明支持下,中医司一方面拨乱反正,深入贯彻中医政策,恢复和加强中医机构建设;一方面举全国之力,成立了中风、厥脱、血证、痛证、热病(南北两片)、剂改等七个中医急证协作组,以图从根本上提高中医临床水平,改变中医“慢郎中”的形象。1984年1月4日,他和崔月犁、胡熙明一起参加了国务院第94次常务会议,亲历了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那一刻,回来后立即写了《国务院第94次常务会议记录》。这份手稿已经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要的历史档案。

田景福1958年到青海,1980年回北京。这段时间,我也在青海工作,但彼此并不相识。1978年以后,我开始在青海省卫生厅负责中医工作,经常到北京开会,才与田景福有了交往。1985年三四月间,青海省卫生厅接到中医司通知,派我参加代表团于年底赴斯里兰卡和泰国访问。那时斯里兰卡政府成立了传统医学部(我们翻译为土医部),卫生部利用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经费,让中医司派人去考察,田景福为代表团团长。这是我和景福第一次亲密接触,觉得他既有水平,又有风度,心甚仪之。1986年我调国家中医管理局工作,与景福朝夕相处,更感到十分亲切。那时整个领导班子,好像一驾艰难爬坡的马车,只知道使劲地往前拉。对中医事业的共同理解,重如泰山的振兴责任,拂之不去的忧患意识,把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。田景福作为胡熙明的主要副手,四处奔波,多方协调,殚精竭虑,不知疲倦。领导班子中,他年龄最大。退休以后,我和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洪魁私底下叫他“老大”。一起参加什么活动,只要“老大”在,我们就很放心。如今景福一走,我有一种茫然若失、不知所措的感觉。

景福年长。1987年上半年赴南方调研,劳累过度,病了一场。此后心脏功能一直不好。但他善于调摄,健康状况维持得不错,大家都称他养生有方。今年4月底他体检以后,5月初患了感冒,住院治疗。我到朝阳医院去看他。他说,“不是感冒,是肺炎”。但他精神很好,自认为只要抗过感染,调理一下,即可出院。加上他自我保健意识较强,因此我对他这次住院,没有十分在意。谁知几天以后,说是肺部真菌感染,病情危重。即着又转入急救病房,陷入昏迷。苏醒后,6月26日,我和洪魁去探视。他特别兴奋,戴着氧气面罩,用颤抖的手,在小板上写“肾(可能是“肺”字之误)功能衰竭了”。我们尽力安慰,依依不舍而别。7月3日晚,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马继红主任告诉我,田局长走了。正好我次日早晨要去广西调查仫佬、毛南、京三个少数民族的民族医药,于是连夜赶到他家里,在灵堂前默哀。我告诉他我要出差,要走得很远,这几天回不来了。我向他告别。他从来就是最支持我工作的,我请他原谅。夜很黑,灵堂的灯光很暗。他的遗像带着亲切的笑容,却显得特别清晰。这笑容一直留在我心里。

我和景福,与其说是同事,不如说是君子之交。他礼贤下士,洁身自好。我过分拘谨,不善社交。他走了以后,我写了两句话:亦师亦兄亦友,长者风范,学者风度,宰相肚里曾行船。无酒无剑无琴,青年从医,中年从政,百姓眼中不朽人。

他就是这样一个大写的人,不朽的人。他到了天上,一定会安息的。